图为书中所绘的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贸易与经济合作特区，2006-2009年。-封存日志测试页-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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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作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7月,定价:59.00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地缘政治、资源需求等方面的因素，西方国家商界开始“重新发现”非洲，却惊愕地看到，中国在非洲的战略经营已经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体系，且确立起了一套不干预内政的援助和扶持发展政策框架。2006年11月，中国和非洲46个国家齐聚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加深中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也让西方世界对“中国参与非洲”的污名化舆论态势步入高潮——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将此形容为“龙的礼物”，意指中国援非、非洲战略经营是邪恶的（在西方世界龙是邪恶的象征）。

　　中国官方、企业界在外交和对外商务领域就西方国家的不实之词进行过必要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基本上被淹没在激起的更强烈批评乃至抹黑言论之中。

　　美国美洲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30年来一直研究中非关系、外国援助、发展问题，近年来在非洲国家展开翔实调研，还对美国、中国和欧洲相关政府机构、企业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她所著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书还原了几十年来中国的非洲参与历程，澄清了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渲染的不实传言，有助于读者了解真相。

　　穷国为何要援助穷国

　　二战后，首先援助非洲、拉美、亚洲新兴民族国家的经济体是美国，然后是从战争中得以恢复的西欧国家和日本，还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出于冷战战略需要，也拨付巨资拉拢非洲国家。但这些援助基本上没有取得成功，甚至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首先，现金援助的方式造成新兴民族国家领导层的腐化，大笔财富落到了政客及其家族手里，存进了瑞士银行。其次，无论是美国、苏联，还是欧洲国家和日本，都对援助设置了苛刻的条件，最典型的就是要求受援国履行援助国的政治、外交要求，以及参与到援助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之中。换言之，这些国家援非，旨在培植“附庸国”。第三，趾高气扬的大国或国际组织代表，为受援国制定了宏大的公共工程、工业项目建设计划，几乎不考虑受援国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文化程度、承担援助工程后续支出等情况，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上述工程、项目大多荒废，还造成了受援国沉重债务负担。

　　一些国际组织雇员、经济学家、媒体人据此指责美国故意让非洲、拉美国家重陷赤贫，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操控这些国家。

　　中国参与非洲，最初可谓被动。一方面，朝鲜战争后，加之与印度交恶，中国几十年间陷入全方位的国际封锁，除了黑非洲、穷非洲国家，找不到更好的交往伙伴。另一方面，台湾当局首先启动了针对非洲国家的金钱攻势，还派出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和工业，中国大陆要想争取外交伙伴，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比台湾当局更为有效的援非政策。这也确立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除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还加上了一条，承认北京而非台北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这一阶段的中国援非历程。中国在非洲援建铁路、大桥、发电厂、公路和港口，援建生产进口替代型产品的工厂并培训工人、帮助建立公共卫生体系，还帮助一些国家提高了粮食自给能力。正是基于此，中国（北京）才得以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成功驱逐台北代表，恢复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

　　此外，中国援非还取得了通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另两个效益：培养了整整两代对中国有强烈认同感的非洲多个国家青年人，这才是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取得比欧美日企业更多成绩、得以更快融合的原因。

　　援非政策的悄然转型

　　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此后的几年内，中国依旧履行了多笔援非合同，但此时中国已开始悄然调整对外援助政策，即从项目援建、人才培养和物资供给，转型为共同发展，推动中国国企（后来就有了大批的中国民企）进军非洲设点办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面临外汇匮乏进而难以获得必要的进口紧缺物资的窘境，与非洲国家的良好关系使得易货贸易、补偿贸易在一定时期内迅猛发展了起来，主要填补了中国建设发展的原料需求。

　　在改革开放之前援建的中国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同样陆续迎来了因（非洲国家）管理不善而陷入巨亏的处境。中国响应非洲国家的要求，派出专家组提供管理和技术援助，让大批项目重新焕发生机。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至今，被派往非洲的中国专家保持了较好的自律作风，在帮助受援国解决问题的同时，并不提出过分的个人待遇要求；对应来看，一些欧美国家派到非洲的专家或项目官员，却往往带去一个庞大的保安、服务团队，吃住在五星级酒店，会花去受援国高额的招待费用。

　　1995年，中国援非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援助、贸易和投资结合更为紧密。2000年，中国创建区域性组织来支持一系列将援助与经济合作结合在一起的计划。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开始推动成熟的“夕阳”产业到海外发展，非洲成为首选地，这是因为非洲距离欧洲较近，在此投资可以规避欧洲国家针对中国制造而设立的贸易壁垒。再往后，中国国企和民企中的龙头企业，即特大型央企，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的民企被有意识安排“走向”非洲，这一步使得中国在非洲战略经营的投资额迅速上升。但西方国家将此定义为“援助”，将投资额直接列为援助额，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书中多处就此进行了一一澄清说明。　

　　澄清参与援非的最大误会

　　中国援非，以及通过投资、贸易等方式开展的非洲战略经营，常常被笼统说成是援助。非但如此，非洲国家近十几年政局频频变动，长期执政的主要官员都被曝出贪污了援助国提供的巨额资金。这让许多媒体在报道中暗示甚至明确声称，中国援非实际上援助了一群外国贪官。

　　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对此进行了批驳，根据她从国际组织、非洲国家了解到的情况，中国其实一直避免像欧美日那样直接援助现金，而是设法将援助变成实物（物资、工程项目等），受援国政府官员很难拿到回扣或截留拨款。并且，中国援非的现金支出也远远低于外媒报道的规模，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援非工作中多采用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发放指定用途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再由中国财政补贴金融机构这部分利息。本书第五章还介绍称，中国如今与美国、日本等国家，都对非洲国家采取捆绑援助，即赠款和无息贷款必须用于选择援助国企业中标、援助国企业出产的商品。这本书第六章还批驳了《经济学人》一个报道错误造成大批欧美媒体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错误定义中国援非金额的说法。

　　如前述，欧美国家曾在援助和扶持非洲国家发展中，有过严重失误。这些国家的媒体“推己及人”，不仅认为中国援非政策、中国企业会出现同样的失误，而且还会造成非洲国家工业化进程的迟滞。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通过在非洲多个国家的走访，澄清这种说法并指出，中国人、华人在非洲的制造业已出现积极的外溢现象，即非洲国家本国投资者、企业家创办经营的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包括中资企业在内，非洲国家企业雇佣的本国工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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