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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7月31日，美国画家温斯洛·霍默去世，终年74岁。在去世前的几年。他过的是隐居生活，他的作品也反映了这一点。他最后的一些水彩画主要强调大海的广阔无边。画面上如果有人物形象，也几乎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霍默之所以离群索居，可能只是为了把他的精力倾注到他更加热爱的大自然之中去。
霍默于1836年2月24日出生于波士顿。他在那里做过石印工人和杂志的插图画家。1861年《哈泼周刊》派他去内战前线画纪实作品，他的素描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赞赏。战争一结束，霍默便前往法国，但他并未被意象派作品所打动，他主张用粗线条和生气勃勃的色彩勾画客观现实。
直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霍默开始描绘普通的美国景色。《抽鞭子》(1872)画的是一群赤足的孩子正在田野里追逐，这是这个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幅作品。
1884年创作的《生命线》向我们展示了来自大海的震撼人心的场面。它表现的凶恶的海水正在威胁一个被水吞没的受难者，他的纤细的生命之线只能借助一条细绳拉祝霍默对自然的爱与他对自然的敬畏融合在一起。
1920年7月31日 伯尔尼国际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多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反对外国无产阶级。社会党第二国际破产。大战结束后，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开会，主张重建社会党国际。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他们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正式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由于倡议重建的会议在伯尔尼举行，故称伯尔尼国际。新的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衣钵，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停止活动。
1937年7月31日 “七君子”出狱
1937年7月31日，由于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坚强不屈的斗争，救国会和抗日团体的营救以及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声援，国民政府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沈钧儒、邹韬奋等出狱后，领导救国会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李公朴在日记中用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之句，表达自己的意志。
1971年7月31日 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宇航员戴维斯·R·斯科特和詹姆斯·B·欧文进行了人类首次月球车行驶，他们驾驶着4轮月球车，在崎岖不平的月球表面上，越过陨石坑和砾石行驶了数公里。斯科特和欧文成为在月球上漫步的第7位和第8位人，而且是第一 个在月球上驾车行驶的。
他们于30日在月球的“雨海”登陆，并于美国东部时间31日上午9时25分离开“隼”号登月舱。几分钟之后，他们从宇宙飞船上卸下月行车，开始了他们的勘探旅行。游车的前舵轮操作不灵，但是按设计只有后轮驱动，后驱动轮运转良好。
当宇航员们在埃尔鲍陨石坑的边沿停下时，位于休斯顿的任务控制台打开了游车的电视摄影机，向地球传送非常清晰的彩色图像。电视观众可以看到宇航员挑选和采集月石标本。有一次，他们兴奋地喊道，“这里有些漂亮的供地质研究用的岩石。”
他们驾车行驶了两小时，走了8公里，之后又回到登月舱。按计划，斯科特和欧文将在后两天驾驶月行车做更多的旅行。他们将同在指挥船中的另一名“阿波罗 15”号宇航员阿尔弗雷德· M·沃顿会合，一起返回。
1903年7月31日 沈荩被刑部杖毙
１９０３年７月３１日，沈荩为中国近代的新闻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沈荩，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甚密。后留学日本。１９９０年回上海后，与唐才常等共同组织正气会，旋易名自立会。致力于勤(王)运动，任自立军右军统领。事败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１９０３年年初，天津《新闻西报》披露了沈荩搜集到有关《中俄密约》的内容。国人无不愤怒，指斥清廷卖国。清政府恼羞成怒，遂将沈荩逮捕入狱，处以死刑。此时，正值清廷操办慈禧太后生辰庆典之际。惟恐行刑会影响“庆典”，慈禧下旨将沈荩杖毙。于是，刑部的官吏用竹鞭捶击沈荩，酷刑连续四小时，打得沈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沈荩骂声不绝，尚未气尽，最后竟被绳索勒死，时年31岁。
1975年7月31日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度化
1975年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英国大使馆的午餐会上，德斯坦总统向前来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福特总统、威尔逊首相和施密特总理，正式建议召开一次由西方五大国(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首脑参加的会议，得到了这三位首脑的响应和支持。
召开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设想，最先萌发于美国。早在1971年，基辛格就曾想召开首脑会议来处理迫在眉睫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只是由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反对未能实现；1973年，作为美国“欧洲年”计划的一部分，基辛格又建议召开一次由尼克松总统和欧洲共同体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的最高级会议，但遭到政治独立意识很强的法国的再次否决。
西方几个最强大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坐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讨论经济问题，是否是小题大做？基辛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当前这种危机已经严重到不能交给财政专家们去解决的程度了”，因为这种危机“最深刻的后果不是经济性的，而是人们对他们的社会逐渐失去了信心……这种世界性危机”的解决，己经不是经济专家们的能力所及，而各国首脑们却责无旁贷。
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首脑会议也是此时西方各国所能采取的摆脱经济困境最有效的办法。西方各国经济面临的是一场并发性危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无力单独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而政府首脑则拥有使各部门协调行动的权限；造成各国这种经济困境的原因，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要摆脱之，除了国内的努力外，必须还有国际间的合作，而协调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显然超出了外交部长的权限，非政府首脑莫属。这大概是处于困境中的西方对朗布依埃会议寄于很高希望的重要原因。
1985年7月31日 第一届十六岁以下世界足球赛在中国举行
第一届十六岁以下柯达杯世界足球赛于1985年7月31日至8月11日在北京、天津、大连、上海举行。来自五大洲6支少年足球劲旅参加决赛比赛。在国际足联81年的历史中，举办少年世界足球赛尚属首次。结果尼日利亚队以2：O挫败联邦德国队，荣获首届杯赛冠军。
1987年7月31日 麦加惨案
1987年，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就要进入最后高潮的7月31日，在做完下午祈祷后，几千名伊朗朝觐者突然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大清真寺外发起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打倒美国”、“打倒苏联”、“打倒以色列”的口号，同时梵烧美国总统里根的画像。沙特警察对此进行了干预，双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402人丧生，649人受伤。死亡者中有275人是伊朗人，85人是沙特警察，还有42名其他国家的朝觐者，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流血惨案。这一惨重事件震惊全球，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使海湾形势骤然紧张。
麦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地。麦加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一大清真寺，它坐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山峦环抱的谷底——麦加城中心，是全世界穆斯林礼拜朝向的克尔白天房所在地。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率众迁徙麦地那，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并于公元628年宣布朝觐是伊斯兰教的天命。因此，每年举行的朝觐麦加的活动，既是遵照传统的一次重大宗教活动，又是各地穆斯林的大集会。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朝觐活动中，不时发生伊朗人与沙特警方的冲突，而以1987年7月31日的这次流血事件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重。
伊朗和沙特在朝觐活动中多次发生冲突是事出有因。两伊战争和海湾危机是冲突的近因。沙特在两伊战争中站在伊拉克一边，伊朗对此深怀不满，称沙特为“地区反动派”。始终想通过朝觐冲突向沙特和其他阿拉伯邻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支持伊拉克的立场。海湾局势的发展也对伊朗不利，伊朗想通过麦加冲突向美国为科威特油船护航进行示威。
从远因看，麦加冲突又与西亚地区复杂的历史、民族和宗教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伊朗人和沙特阿拉伯人分属波斯和阿拉伯民族，几个世纪以来，由于语言和文化各异，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互相看不起，又都想在西亚称雄。麦加冲突反映了由来已久的阿拉伯——波斯之争。
此外，麦加冲突也是一次宗教战争。在伊斯兰教中，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分别在伊朗和沙特各居统治位，这两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矛盾和斗争。而且伊朗对沙特执掌麦加和麦地那极为不满，主张伊斯兰圣地管理国际化。麦加惨案就是在这些综合因素相互作用下发生的。
1991年7月31日 美苏达成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苏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始于1982年，历经15轮，终于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告一段落。1991年7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晤时达成协议，正式签署了条约，名为《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条约规定每方拥有的战略运载工具(洲际导弹、潜射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总数不超过1千6百件，其中重型弹道导弹不超过154枚；每方可保留战略核弹头6千个，其中洲际和潜射弹道导弹核弹头不超过4千9百个，战略轰炸机机载核弹头不超过1千1百个。条约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核查措施，并规定双方在条约生效后7年内分3个阶段完成裁军任务。此项条约的达成，是美苏长期讨价还价的产物，特别是苏联方面作了较大的妥协与让步，它是美苏两国在核裁军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对降低两国核对抗水平，减少核战争威胁具有促进作用。但美苏削减后的核武器仍足以多次相互摧毁，它们在核裁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8年7月31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案公开宣判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
陈希同因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于1998年2月27日经检察机关决定逮捕。6月5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上述两罪对陈希同提起公诉，因陈希同玩忽职守罪中涉及个人隐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的规定，于7月20日不公开审理了此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陈希同委托北京市逢时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耀庭为其辩护。
法庭经过对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质证核实，充分听取公诉人意见，辩护人意见以及陈希同本人的辩护和陈述后，合议庭进行了评议，认定：陈希同在担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 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像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而是由个人非法占有。陈希同为追求奢糜生活，还指使、纵容王宝森擅自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违规建造了两座豪华别墅，供陈希同、王宝森个人享用。自 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陈希同经常到上述两座别墅吃住享乐，违规建造的别墅和购置设备共动用财政资金人民币3521万元，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242万元，吃喝挥霍公款人民币105万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陈希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违反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个人非法占有，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予惩处。陈希同不正确履行和不履行职责，指使、纵容王宝森违反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审批程序，擅自动用财政资金，修建两处豪华别墅，并在此吃住享乐，大肆挥霍国家财产，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亦应依法惩处。为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各界群众及新闻记者150余人旁听了公开宣判。陈希同的亲属也参加了旁听。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为一审判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陈希同如不服判决，可于次日起10日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0年7月31日 成克杰被判处死刑
2000年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26日受理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成克杰受贿案的起诉，并于同年7月13日、14日依法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法庭审理查明，1993年底，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另案处理)商量各自离婚后结婚。两人商定：由李平出面联系有关事宜，成克杰利用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事毕两人收受钱财，存放境外，以备婚后使用。
1994年初至1995年6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帮助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后更名为银兴实业发展总公司)承接南宁市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可得到巨额“好处费”。成即利用职权，擅自将银兴公司直接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并要求自治区计委为银兴公司承接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大幅度压低工程土地价格；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发放工程贷款人民币7000万元。事成后，银兴公司按预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2021万余元。
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帮助银兴公司承接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可得到巨额“好处费”。成即利用职权，将该工程交由银兴公司和自治区民委共同建设开发；将该工程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要求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违反国家规定，指令自治区房改办公室，将房改基金人民币2500万元借给银兴公司；批示自治区财政厅将财政周转金人民币5000万元借给银兴公司；为银兴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工程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300万元。事成后，银兴公司按预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另案处理)送给的人民币2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2万元以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余元。
1994年7月至10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可得到“好处费”。成即利用职权，先后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分别为其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广西桂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新民许诺，如帮助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拉平隧洞工程，可得到“好处费”。成即利用职权，指示有关部门直接干预工程招标工作，更改中标结果，安排该工程局承接有关工程，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8年初，成克杰还分别接受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另案处理)、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的请托，利用职权，使甘维仁先后晋升为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向有关部门推荐周贻胜担任北海市公安局局长，推荐并批准同意李一洪担任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成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接受贿赂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0元。
综上所述，成克杰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共同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全部受贿所得除由李平支付给帮助其转款、提款的香港商人张静海(另案处理)人民币1150万元外，其余都按成、李的事先约定，由李平存入境外银行。案发后，上述款物已全部追缴。
法庭在充分听取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成克杰本人及律师的辩护意见后认为，成克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便利，伙同李平或单独接受他人请托，非法收受财物，其行为已构成了受贿罪。法庭认为，成克杰的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作为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罪行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成克杰受贿案，是一起特别严重的高级领导干部经济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对成克杰案件的审判，充分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坚决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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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数字出官》触主席痛处
遭打击报复报社总编被罢免
听到成克杰被抓的消息，原《广西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李明德和广西人民的心情一样，感觉“出了口恶气！”
这位当年在广西因搞舆论监督而冒犯了成克杰的老新闻工作者，日前在北京西郊的寓所向记者坦露了那段令人感到压抑的遭遇。
1991年11月，李明德从北京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交流到了广西，担任《广西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刚到广西，李带记者深入贫困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跑了四五十个县，每到一个地方都住两天以上。
在与当地干部的接触中，李渐渐发现：一些地方浮夸风相当厉害，乡镇企业的很多成绩是靠“测算”出来的。另外，干部在迎来送往中，铺张浪费，送红包等现象十分普遍。广西本来很穷，干部们却把精力放在对上级领导搞“感情投资”上，为自己升官打基础。
回到报社后，李明德心情一直十分沉重。他想，广西要治穷，首先要扭转浮夸风。于是，在1995年区党代会召开前夕，李专门组织写了一篇《谨防数字出官》的评论员文章。
文章指出：“报刊上曾对‘数字出官’、‘吹牛升官’的丑陋现象进行了剖析、鞭挞，但觉意犹未尽。有必要再说几句，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选拔干部要重政绩，善钻营者便弄虚作假，编造数字，结果蒙骗了官僚主义者，升了官。”
李说，当时也怕文章发表后有领导要“对号入座”，为免得给写文章的记者带来麻烦，在报纸即将付印前，李把“本报评论员”改成了自己的笔名。
评论员文章惹祸
出报那天，还不到上班时间，区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就给李明德打来电话，让李一上班先到他那里去。
李猜到是那篇文章惹的事，就拿着当天的报纸去见领导。副书记指了指登有《谨防数字出官》的报纸说：今天的报纸出问题了，很多人打电话来找他，问这样的文章在党代会前登出来，是区党委的意思还是报社老总的意思。
李问：报纸六点半只送到常委家，现在还没送到各单位，你说很多人打电话来问，肯定是区领导的意思了？
副书记照直说了：“是领导打电话来了，责问我怎么把的关，所以我才把你叫来了。”
系列揭露文章胎死腹中
本来，李针对当时广西存在的一些“跑官”、“买官”、“卖官”等所谓“五官”现象，打算在《谨防数字出官》一稿推出后，再推出对“五官”现象进行逐一剖析的系列评论。“这组文章针对性很强，直指当时广西存在的不正之风。事隔不久，当时的柳州市委副书记刘和平就因骗官被逮捕了！”李一边拿出5篇原稿的稿笺，一边激动地说：“没办法，当时只好把这些稿子锁进抽屉了。”
成克杰多次批评质问
“事情并没有就这么完了”，成克杰后来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批评《广西日报》的“错误做法”，特别是在全区领导都出席的区经济工作会议上，更是对李明德点名批评。成克杰质问李：“你们登《谨防数字出官》，你倒说说看，谁是因为吹嘘数字当的官，你马上说出来，我立即处理。”
深知成克杰厉害的一些老干部给李明德打电话，提醒他：“李总，你这次挨(广西话“倒霉”的意思)了！要有思想准备，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更有人给李送来了一个门链，让他装上以防万一。
报馆老总突被免职
3月12日，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上级突然宣布免去李明德《广西日报》社长、总编辑职务。7月，李到区人大任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不久，在换届改选中，李不再担任人大职务，退休回到北京。在今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记协理事会上，李明德的发言吐露了当年在广西搞舆论监督遭打压的那段经历，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反响，许多大报老总都围绕舆论监督难谈了各自感受。今年5月12日，由中国记协主办的《中华新闻报》在“舆论监督，难！难！难！”的大标题下，集中刊发了李明德和其他各大报老总们的发言。
强占地皮违规开工被披露
成克杰心腹周坤大闹报馆
在成克杰案件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就是这个周坤，当年大闹《广西日报》社的情景，人们记忆犹新。现已退休在南宁家中赋闲的《广西日报》老报人张永林，谈起此事语气仍十分激动。
1996年2月27日，《广西日报》五版头条刊登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市城市规划法检查综述》一文，这篇报道对周坤任总经理的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强占地皮、工程未经审批先开工等违反城市规划法的行为作了曝光。这是政文部记者张永林随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区法制局、区建委等部门组成的《城市规划法》执法检查团赴广西各地检查时采写的。
报道见报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周坤带领手下五六个人，强行闯入新落成的《广西日报》办公大楼，气势汹汹地直入政文部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大吵大闹。
周坤等人先是来到作者张永林的办公室，用手指着作者的鼻子骂：“你这个老鬼，良心被狗吃了！”
在场的编辑、记者理直气壮地问周，报道在哪方面失实了？周说，文章损害了他的企业形象，房子卖不出去谁负责？这时，作者告诉周，这篇报道是随执法检查团经一个多月检查后写成的，所有材料事实均经主管部门核实，稿件也经区人大有关领导审阅、签发。
周坤听后仍然大骂，一边骂，一边用手机指挥部下：“要马上打官司，先告《广西日报》！”
周坤等人在编辑部大闹了一个多小时后，扬长而去。
当天下午，李明德听取了编辑部的汇报并作出部署。第二天，在由《广西日报》主办的《南国早报》头版醒目位置上刊登了特写《周坤大闹党报编辑部》和评论《周坤的“屁股”摸不得？》。特写署名“郑文”，评论由《广西日报》编委、《南国早报》常务副总编陈文刚执笔，署名闻纲。
这篇不及500字的言论，字里行间体现了报人刚正不阿的勇气。文章结尾写道：一些人“屁股”一“摸”就着火，可能是“钱大气粗腰杆硬”，但是根本的就是“法盲”一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情况下，看你还能“混”到几时？
这还了得，周坤看了报纸后，更加恼怒，即让手下给报社领导打电话，威胁说，他要上北京向“成主席”汇报(成当时在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要让他把《南国早报》给封了。
《广西日报》及《南国早报》的报道受到了区人大常委会等部门的赞扬，老百姓更是拍手称快。报社老总李明德也因此把周坤这位和成克杰“情同手足”的大红人彻底得罪了。
揭开成克杰、周坤权钱交易黑幕
有人也许会问，周坤乃何方神圣，竟敢目无法纪公然冲击“党报”、藐视“党报”的舆论监督。经法院审理查明，成克杰和周坤有权钱交易的罪恶勾当。
自1992年下半年以来，成克杰与有夫之妇李平长期通奸，并共谋在各自离婚并“赚钱”后再结婚。为聚敛钱财，成克杰于1992年下半年至1998年期间，利用其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的权力，伙同李平不择手段谋取非法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主要违纪违法事实的第一条就是：1994年至1997年，经李平牵线，成克杰利用职权，拍板将南宁市一块85亩土地低价出让给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周坤(另案处理)建造停车场购物城；将本已批给自治区民委的广西民族宫项目转批给周坤开发，并为该公司解决贷款资金。为此，成克杰和李平收受周坤贿赂共计人民币2976万元、港币804万元。
当地人大都知道，银兴实业发展公司是自治区政府的直属公司，是当地有名的建筑业一霸，公司总经理周坤更是成克杰的心腹。银兴公司在成克杰的“关心”下，别人拿不到的工程，他们都能拿到，周用银行贷款在各地大兴土木，发展房地产项目，导致许多银行贷款无法收回，而成克杰则在其中大获其利。
1958年7月31日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并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在这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于４月份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以使苏联红军能同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保持通讯联系。苏联提出，由苏方出大部分费用，中国负担部分费用，６月，中共中央答复，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所有权归中国。苏方提出交涉，全部费用仍由苏方出。此事未达到一致而被搁置。７月２１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会见毛泽东时，就中国所需的海军援助问题提出苏中联合舰队。毛泽东指出，这是政治问题，你们要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是要控制我们。他拒绝了这一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要求，并要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如实向赫鲁晓夫转告。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就此事秘密来华。在与毛泽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共同舰队是苏联领导人的意思，责怪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苏联只有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毛泽东严词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驳回了苏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申明了中国党的立场。会谈不欢而散。
1955年7月31日 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毛泽东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号召全党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但报告对“右倾”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1955年下半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同时也出现了要求过高，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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