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特稿（网络新闻联播记者江易易综合报道）近期，各地幼儿园频频曝光“虐童”事件，手段均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我国学前教育的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暴露无遗。事实上，日本目前面临着同样的状况。日本在2009年修改《儿童福利法》，首次将儿童保护设施内的暴力伤害和猥亵等定义为“虐待”，并对儿童福祉司的人员任用基准做了更为严格和专业的规定。不过现实是，日本虐童案件还是有增无减。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调查，2008年至2010年，每一年日本各地关于“虐童”的咨询受理案件都有4万多起，而2011年度，该数据陡增至55154起。其中身体虐待占21133起，性虐待也占惊人的1349起。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蒋丰在日本最大规模中国信息门户网站Searchina上投稿，分析该现状称其暴露出日本社会正在“偏离轨道，畸形发展”。

    文章称，在“虐童”案件中，家庭暴力事件比重日益增大。“往孩子的眼里灌硫酸”、“将孩子放入洗衣机和微波炉”……这样的新闻在日媒中并不鲜见。在这个一向以彬彬有礼的形象示人的“文明”国度里，何以有如此多的父母向孩子施以毒手？蒋丰认为，日本的年轻父母责任感严重缺失、没有正确育儿指导、离婚率不断攀升或许是主要原因。

    在性解放的旗号下，日本年轻人中意外怀孕、奉子成婚的人数也水涨船高。这些“一夜”之间升格做父母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工作生活中一旦不顺心，便容易把气撒在无辜的孩子身上。

    其次，“家庭小型化”问题也是间接造成日本儿童惨遭家庭虐待的原因之一。日本年轻人不愿意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当他们在抚育下一代时，有经验的长辈没有机会帮上忙，这造成了年轻父母们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那些长期的虐待子女事件也因此无法被及时发现和阻止。

    此外，日本年轻人离婚率高。离婚后再组家庭时，前夫或前妻的孩子就成了“障碍物”。此前北海道就出现一则因有了新恋情而将儿子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报道。

    当然，相比较家庭暴力，本该保护儿童的儿童保护设施内发生的“虐童”事件更让人瞠目结舌，痛心不已。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援引《产经新闻》的消息称，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度日本儿童福利设施内共发生虐童案46起，受虐儿童共计85名其中，有37起属于身体性虐待（殴打、碰撞、火烙等），6起属于精神性虐待（否定人格、无视人权等），2起属于遗弃性虐待（放任不管等），另有1起是性虐待（性侵害）。在这46起虐待案里，设施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竟多达79名。

    有日本舆论认为，这些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

    “恩宠园”事件是轰动日本的一起儿童保护设施虐童案。1996年4月，13名面色惊恐、遍体伤痕的孩子从一个叫“恩宠园”的地方逃了出来，冲进千叶县内的4所儿童咨询所，控诉在儿童保护设施“恩宠园”里经历的人间炼狱事件。据控诉，他们有的在“恩宠园”里被放入烘干机旋转、有的被套上了狗链子度日、有的被剥光后赶到水池里罚站……

    由于当时日本的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儿童咨询所无计可施，当时的千叶县政府也以“没有权限”为由视若无睹。直到1999年9月，在孩子们的坚持控诉、陈情下，日本电视台终将“恩宠园”事件公布于众。

    在日本政府2000年公布《儿童虐待防止法》之前，日本只有一部《儿童福祉法》。其中对虐童的相关条文如此写道，“发现虐童现象有向儿童咨询所等地通报的义务；相关人员可进入疑似虐童地调查取证；被虐待儿可向家庭裁判所申述”。但日本橙丝带官方网站对此认为，这些义务从没有在日本国内得到过有效的行使。

    在一些超党派议员的热切建议和民间呼吁下，日本终在2000年出台了《儿童虐待防止法》。该法从“虐童”的定义便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对“虐童”案件的早期发现、通报、调查取证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注解，包括这些手段的实施人员是哪些，分别该做些什么。甚至规定，“监护人有接受儿童福祉司意见、指导和劝诫等义务”。

    同时，日本在2009年修改《儿童福利法》，首次将儿童保护设施内的暴力伤害和猥亵等定义为“虐待”，并对儿童福祉司的人员任用基准做了更为严格和专业的规定。

    不过现实是，日本的社会虐童案件还是有增无减。蒋丰称，这反映出日本政府相关管理职能依旧不够完善。

    反思浙江温岭蓝孔雀幼儿园虐童案，我国的儿童保护机制同样有待重建。美国《侨报》日前对此发表时评称，如何阻止虐童悲剧的重演值得我们追问和反思。该报建议，可从对虐童者正法、加大重视对幼教从业者的教育和加强监管民办幼教三方面开始，弥补我国“虐童”行为立法上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