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初郑和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本次会议围绕“21世纪初的郑和研究”主题,讨论和研究新世纪初郑和研究的发展形势、特点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抓住了这一领域学术前沿性问题,对科学地规划郑和研究,推动郑和研究事业,繁荣学术起到了交流、借鉴和促进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郑和研究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显学.其研究领域所涉及的学科及内容,已超出了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新的认识、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吸收.这是20年来郑和研究发展的主流和趋势.应该指出,郑和研究的繁荣得益于我们所处的充满活力、锐意创新的时代,也更得益于海内外学者的不懈探索.按照会议组织者的要求,自己结合21世纪初的郑和研究,谈一些个人想法和思考,与诸位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欢迎批评指正.

　　一、21世纪初的郑和研究特点和主要观点

　　就时间概念而言,本次会议的“21世纪初”只是其中的一段,笔者仅就此期间的郑和研究而论.总结21世纪初郑和研究的特点,探讨其发展走向,是一项比较艰巨的研究工作.对此,笔者认为有两个值得注意问题,一是要深入了解20世纪郑和研究的发展情况,掌握21世纪初郑和研究的形势;二是要搜集和查阅大量的信息资料,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首先,如何分析和评价21世纪初郑和研究的形势.从学术上看,活跃、多元、繁荣,体现了新世纪初郑和研究的形势及特点.学术上日益活跃,交流频繁,研究多元化,宣传纪念活动多样,研究成果丰硕,学术力量融合.这是继80年代以来,郑和研究走向第三次高潮的开端.

　　其次,如何分析和评价郑和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和热点.近年的郑和研究,在海内外学术界比较热烈,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新的观点和热点.

　　第一、重视对郑和研究发展的总结和展望

　　对郑和研究的总结,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郑和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特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各种总结性文章或论文40多篇.以往学者对郑和研究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某一阶段或一个研究领域.它们各具特色,对推动郑和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学术界开始重视对整个20世纪郑和研究的总结,希望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总结郑和研究的发展历程、发展特点和发展规律,分析和评述不同的学术观点及进展,为进入新世纪的郑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动力.不少学者积极探索郑和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主张从世界范围和人类文明进程,从海洋文化的角度研究郑和.他们指出:“我们的郑和研究应当拓宽眼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未来的郑和研究,一定要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范畴,从全球角度去考察”;“新世纪的郑和研究,应该与建设现代化的海洋强国紧密结合起来.” （1）这些观点所表现的内涵是20世纪80年代郑和研究特点的继续和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笔者认为,从近年的郑和研究看,它可以作为21世纪初一个代表性的观点,也是一个特点.

　　第二、对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新说展开热烈讨论

　　21世纪初,郑和研究领域讨论最为热烈是关于英国学者加文.孟席斯提出的新说.2002年3月,加文.孟席斯根据他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中国明代郑和的船队可能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先于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的观点,并与11月出版了《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新说”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基本形成赞同、否定、部分同意部分商榷、存疑并有待研究4种态度:第一种对加文 孟席斯提出的观点持基本赞同态度.主要根据对明代冯梦龙《智囊》、祝允明《野记》、慎懋赏《海国广记》以及《明史》中有关记载分析;对郑和船队到达“去中国绝远”的一些地名进行重新研究;明初有“万邦来朝”的封建“大一统”思想;明初拥有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船队规模等,认为具备完成环球航行的能力和可能性;等等.第二种对加文 孟席斯的观点持部分同意部分商榷的态度.同意加文 孟席斯郑和船队到达好望角和澳大利亚;还有认为郑和船队的一些船舶因各种原因有达到美洲的可能,但认为其环球航行和达到北美甚至极地等观点值得商榷.第三种观点,对加文 孟席斯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均没有明确记录;从郑和下西洋出使的目的和明初封建社会形态分析,不带有航海探险的性质和要求;从当时中国的世界观分析,仍停留在天圆地方的观念;加文 孟席斯是依据的一些不确切的模糊的证据而进行的大胆的假设和推论;等等.第四种观点,对加文 孟席斯观点持存疑并有待研究的态度.认为加文 孟席斯的依据涉及多个学科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证据,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核实.(2)到目前为止,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加文 孟席斯提出的郑和船队到达美洲和环球航行是一种推论,但他提供给的线索和一些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有值得借鉴和吸收之处.加文 孟席斯本人正在继续将新收集和发现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充实和完善其观点,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修订版.(3)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及争鸣还要继续,将超出加文 孟席斯研究的范畴,使人们从世界文化的多元互动性与人类文明进程关系将研究深化和拓展,进一步探索世界文明的发展.希望加文 孟席斯的研究能继续,提出新的准确的材料和有力的证据;希望学术界共同协力能够搞清孟氏提供的线索和证据,并发现和提供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

　　第三、郑和宝船研究提出新的观点

　　宝船研究,一直是郑和研究中探讨的重要问题.最早研究郑和的论著就曾涉及宝船问题,自40年代开始,有学者如郑鹤声、张礼千、管劲丞等进行专门研究.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日益热烈,主要围绕船型、尺度、吨位、桅杆、载人数量以及造船技术等问题展开.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不断研究的学者在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新的研究成果.首先是1999年金秋鹏研究员新发现了刻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即《天妃经》)卷首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像.该图是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临终时口述,由其弟子描绘的,当时正值郑和下西洋期间,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学者从图上的船型看出船首和船尾上翘,属尖底福船;船没有出梢,与李约瑟认定的郑和宝船为1/3船长的出梢的北直隶沙船相悖;船上有6桅,与史料中记载的9桅不同.(4)其次是经过对记载宝船史料重新考证,取得新的结论.经过一些学者的多年研究,统计、比较、考证了记载郑和宝船的文献,认为在近20种明清时期的版本记载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的结论,最早源于明万历25年(1597年)的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而此数据是“杜撰”的,宝船尺度和排水量应是《南京静海寺残碑》和祝允明《前闻记》所载2000料、1500料、大八橹和二八橹海船,经过一些学者研究,认为2000料船总长不过60米,宽15米多,排水量约1500吨.这是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宝船”,与以往认为的宝船长超过100多米,宽50多米,排水量达20000吨级观点不同.(5)杨槱也研究认为“郑和远航用的船舶的尺度不大于12丈长,3-4桅,可载200-300吨货物和200余人.” (6)第三,有学者根据以往有关郑和下西洋所用船舶尺度的历史考证中的种种矛盾,结合目前各类已复原的郑和宝船模型及帆装的缺陷,从中外造船发展历史中技术水平比较,对木结构船体的尺度上限、中外多桅帆装的特色、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曾出现过的大型海船和南京宝船厂遗址出土的舵杆等方面进行综合技术分析,在船的尺度、排水量、结构、桅数等都取得新的研究成果.(7)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天妃经》发现迄今,发表有关宝船研究的文章有20多篇,《船史研究》出版了专刊.虽然有关宝船的尺度、船型的争鸣还在继续,有仍坚持原文献记载和研究观点的,但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在近年的郑和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新世纪初郑和研究领域一个热点.

　　第四、郑和家世研究的新进展

　　有关郑和家世的研究,是郑和研究领域中一个老课题.近年争论最热烈的是关于郑和是否是元朝咸阳王赛典赤后裔说,不少学者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争鸣还在继续.而其中结合《故马公墓志铭》的疑点,尤其对郑和父亲马哈只的生平,近年来一些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和考证,提出新的观点.有学者综合分析认为《故马哈只墓志铭》只提马哈只,不提名字;只提卒年和岁数,不提死因,是因为郑和避讳其父身为元朝赐封的滇阳侯的身份.1382年明军进攻盘踞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在昆阳州境(晋宁县新街乡梁王村,2003年昆阳划入昆明市西城区)遇到抵御,梁王以“我宗室,无降理”自杀.作为元臣的郑父参加抵抗明军而死.郑和的父亲是米里金.(8)

　　第五、从国家安全战略新角度深入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以往研究郑和下西洋目的、动机以及性质,迄今已提出10多种学术观点.其中也有学者从明初国防、海防或海上安全、勾通因中亚中断的东西方联系等进行探讨的.近年有学者从国家安全或国家战略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更突出把陆防与海防、明初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整个周边环境、与此前历朝的安全战略结合起来综合分析,认为郑和远航“是一种攻势战略行动”,“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是明朝采取的“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战略行为.(9)还有学者赞同支持这一观点,并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以往就有论述郑和远航有联络印度洋周边国家以围堵或至少牵制帖木儿帝国攻势的用意.(10)明成祖的这种大战略企图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要一再派遣郑和远航,从事这种耗损国力“勤远略”行动的原因.同时还指出朱棣有另一层战略考虑,就是“显示明成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想要利用海洋来达成战略目标的皇帝.”(11)这种考量和研究是有新意的,从一个层面推动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和性质的认识.

　　21世纪初郑和研究中还有其他的新迹象、新观点,如有把郑和研究与现实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探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运用海外新发现的资料对郑和进行研究,提出自己观点的;有不少学者对郑和下西洋睦邻外交进行多角度和更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在东西方航海比较、郑和史料考证及王景弘等方面的研究均有一些新的认识.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郑和文化是郑和研究发展的方向

　　郑和下西洋作为15世纪世界航海时代的重要事件,对人类的区域文明和世界文明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要把郑和下西洋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结合起来,双向的审视和研究,既要能从中国看世界,也要能从世界看中国,双向结合起来,能客观地准确地分析郑和下西洋的特点、历史地位及作用.航海活动是传播性和交流性的社会行为,而海洋具有的传播性、联系性,使得这种社会行为具有开放性、国际性和先进性,其行为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与交流,本质是文化属性.从东西方交流历史轨迹考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是一个由近至远、由局部到全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和先陆后海的过程,所以,郑和研究无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郑和学”交叉学科,都可以置于“郑和文化”内涵之中,从宽泛的文化范畴探索郑和研究的发展方向.郑和文化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海洋特征的文化、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其文化的精髓折射出交流与和平的本质.郑和文化的多学科性、相互关联性、融合性的特征,可以从科学角度构建新的学科“郑和学”,它是郑和文化的科学基础.自1987年有学者最早提出创建“郑和学”的构想,(12)至今10多年过去了,期间虽有几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但并广泛引起学界的关注,该方面的研究也没持续.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郑和研究的深入,从广义的文化内涵架构“郑和学”是郑和研究继续发展的方向.

　　三、郑和研究要坚持“双百”方针和学术规范

　　近年的郑和研究,涉及诸多学科和领域,涌现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见仁见智.学术交流中允许个人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允许分歧和争论的存在.但在21世纪初的郑和研究热潮中,也夹杂着一些相悖学术原则和规范的倾向,这是繁荣之中值得学术界关注的.郑和研究要繁荣和不断发展,必须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对于诸如剽窃他人成果,研究上牵强附会,以个人的思维定式武断的解释、甚至曲解他人观点的,以至于进行超出学术交流范围的言行等现象,必须严正地指出和批判.学术研究必须坚持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学术交流必须坚持学术界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著名学者匡亚明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言中曾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精辟地解释,“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13)尊重和平等是学术交流的前提和基础,争鸣和分歧是学术交流的自然现象,不尊重、不平等的讨论有悖于学术交流的原则.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就“红学”当前的争鸣现象发表过一段令人深省的话,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居高临下,也不能独断,文化应该是宽广的,文化研究应该是宽大的,任何一种观念、观点的提出,我们可以评论,可以探讨,甚至可以观望,但就是不能抱以嘲笑姿态.三分的合理,应该得到七分的尊重——这才是文化人群应该给予的环境.(14)我们的郑和研究,应该坚持和大力提倡这种学风和态度,“双百”方针,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动力.

　　注释:

　　⑴刘迎胜《走在时代的前列—新世纪郑和研究展望》,《郑和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12页;罗宗真《中国远航世界的创举——20世纪郑和研究之回顾》,《郑和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8页;朱鉴秋《八十年代以来郑和研究的发展》《郑和研究》2000年第二期,第6页;时平《近百年的郑和研究》,《回族研究》(纪念郑和航海专号)2003年第一期.

　　⑵时平《一年来英国学者加文 孟席斯新说讨论述评》,《回族研究》2003年第三期,并参见《郑和研究》2003年《英国学者加文 孟席斯新说学术交流专刊》.

　　⑶参见加文 孟席斯网站:www.1421.tv.

　　⑷辛元欧《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技术分析》,《船史研究》(郑和下西洋专刊)2002年总第17期;金秋鹏《迄今发现最早的郑和下西洋船队图象资料——〈天妃经〉卷首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料》第21卷,2000年,第一期,第62-63页.

　　⑸唐志拔《郑和宝船尺度之我见》,《船史研究》(郑和下西洋专刊)2002年总第17期.

　　⑹杨槱《现实地和科学地探讨“郑和宝船”》,《船史研究》(郑和下西洋专刊)2002年总第17期,第44页.

　　⑺辛元欧《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技术分析》,《船史研究》(郑和下西洋专刊)2002年总第17期,第1页.

　　⑻李清升《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第71-72页,《回族研究》(纪念郑和航海专号)2003年第一期;马颖生《郑和是赛典赤后裔说应该可信》,《回族研究》(纪念郑和航海专号)2003年第一期第81页.

　　⑼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6页、第18页、第18页;或见台北中华战略学会《中华战略学刊》,2001年12月.

　　⑽李光璧《明朝史略》,台北弘文馆出版社据帛书出版社本印,1985年,第69页;姜公韬《明清史》,台北长桥出版社,1978年,第45页,转自赖进义《郑和远航的战略原因》,注文17.

　　⑾赖进义《郑和远航的战略原因》,提交2002年10月南京“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录《睦邻友好的杰出使者——郑和》论文集,待出.

　　⑿孙光圻《“郑和学”断想》,《郑和研究》总第十期,1990年5月出版.

　　⒀参见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6页.

　　⒁孙红《“秦学”引来“红学”家争议》,《金陵晚报》2003年9月6日B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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