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再认识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5日 11:04 | 来源: 少儿台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1）迄今整整100年了。在百年的郑和研究中，学术界公认此文的发表“揭开了近世用科学方法研究郑和的序幕。” （2）这一评价，主要着眼于梁氏郑和研究的历史意义，肯定它在近代郑和研究的开端地位，（3）并认为他在运用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坚持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推动了郑和研究的发展。（4）这些评价是值得肯定的。最近笔者抽暇再读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认为对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以及评价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从其对郑和研究领域纵向影响的研究和评价，一是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横向的分析和评价，它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和以后所体现出的历史功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于两者研究角度和范畴不同，自然导致研究的着眼点和评价结果的差异。因此，把两种不同角度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完整地、更深刻地揭示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本质和意义。本文现就后者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列强之间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加剧，中国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辛丑条约》后，列强取得了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和主宰地位，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国势日益艰难。1902年，清政府被迫开始了所谓“新政”，试图通过一些改革的举措，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兴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迅速成长，竞相较量。梁启超就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最具影响的一位领军人物。

　　梁启超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使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社会的革新。从1904年梁启超思想、活动和著述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错综纷杂的社会矛盾，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动荡多变的政局风云，使32岁的梁启超思想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政治变革的方式上，受到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与现代的、民主共和的与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相互交织渗透，思想上也时常矛盾。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5）当时，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书信就指出他“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6）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逐渐由交织模糊向清晰方向过渡，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日益鲜明。

　　考察1904年梁启超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体制、革命问题、法制问题、民族民主、东西方文化、经济问题、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其中以宣扬国民意识的政论性内容最为突出。并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民族竞争进化等角度鼓吹和宣传这一思想，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的武士道》、《中国民族外竞史》（后改名《中国通史》，最后定名《国史稿》）等大量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便是其中之一。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也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物质文明的另一面，即精神方面的颓废。因此，他认为古代东方的文明乃是极其重要的，从而加以鼓吹。他写张骞、写班超、写郑和等都是有目的而发的。” （7）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适应时代发展而孕育的产物。

　　可惜的是，当时以及后人均未重视该文，没能深究梁氏当时为何写该文，而且还撰写了张骞、班超、赵武灵王、梁道明、郑昭、叶来等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中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这些，仅仅是梁启超研究历史人物的随笔，还是另有深意？在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的趋势下，梁启超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事件。他在《致蒋观云（智由）先生书》中写道：“《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 （8）他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附《李牧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继之发表的著述之一。在他给蒋观云另一书信中，表明他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意图，“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9）分析这些著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均是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而灿烂的历史事件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与《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研究的方法和撰写的风格，以及表述如出一辙。它们都以中西对比开篇，然后是人物介绍，再进行历史考证和评价，论述气势恢弘，满怀激情，皆喻为“国史之光”。从梁启超当时研究的内容和发表的著述，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中国民族外竞史”研究范畴所要涉及的，“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 （10）所以，笔者认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研究《民族外竞史》过程中形成的一项成果，它紧密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赋予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鲜明的时代精神。因此，《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特定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的曲折反映。

　　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了梁启超当时的政治理念

　　梁启超当时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主要目的是以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业绩抒发爱国思想，进而向国人宣传其政治主张。从文中内容看，主要体现了梁氏当时的三种政治理念：

　　（一）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激发国民意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兴政治力量掀起了维新国民的思潮，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和鼓噪民主主义思想，塑造新的国民意识，培育变革的力量，试图推动中国社会革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之道，首在培养国民的“公德”，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1）根据学者的专门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他对“国家主义思想”日益关注。他积极提倡进取冒险精神、尚武精神和竞争思想的新国民意识。（12）正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他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赞扬 “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国民气象之伟大”。（13）目的是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创举，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国民奋发向上，拯救国家。美国学者约瑟夫阿勒文森认为该文体现了梁氏“自豪和勉励”的用意。（14）黄慧珍、薛君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中认为：梁启超“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15）可见，梁启超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就是唤醒20世纪初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号召国民以郑和为榜样，继承和学习他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承担拯救积弱国家的责任，创造奇迹，立足于世界。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国民思潮”兴起的时代特征。

　　（二）宣扬开明专制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渗透了梁启超当时极力倡导和鼓吹的君主立宪思想。在他的潜意识中明王朝能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清王朝为什么不能重振昔日雄风？中国当时只有实现君主立宪，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就能强国富民，创造新的伟大业绩。有学者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从前一时期拥护自由主义的立场退却下来，强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权，强调有机统一和秩序，甚至一度与‘开明专制’调情。” （16）1904年，清政府在行“新政”形势下提出“君主立宪”主张，当时中国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围绕着是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保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改造国家，在舆论界展开了激烈论战。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国家主义思想角度积极鼓吹中国和平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即君主立宪。他在《论政治能力》一文中不仅论述了立宪党和革命党的关系，而且表明了态度，并发表了《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续记俄国立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论证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可行性必然性，反对孙中山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当时还不适宜民主共和制。为此，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乃思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分析明初中国能够建造大型宝船62艘，“尊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17）试图从郑和下西洋创造历史辉煌来证明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正确性。1904年2月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明白写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大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18）他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篇注文中清楚表白：“（一）本篇因陈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所怀抱之意见也。……（二）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19）由此可见，梁启超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作为中国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创造的结果，以此服务于他当时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三）疾呼要振兴国家海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逢马汉的海权论风靡全球，世界列强纷纷竞相效法，大力扩张海权，这对学习和仿效西方的中国知识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密切关注世界变化的梁启超也不例外。宣传和振兴中国海权成为留日知识界20世纪初年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和需要。因为甲午战争的教训深痛，暴露了中国海权的许多问题，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八国联军的侵华，《辛丑条约》的签定，都证明了中国海权的衰弱和落后，让国人刻骨铭心，认识到“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太（大）西洋，继而太平洋。” （20）尖锐地指出：“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疾呼“太平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 （21）身处时代前沿的梁启超指出：“以今日美国海权思想之发达，其所用者又岂专在两洋也。” （22）意识到西方海权向世界扩张的性质和趋势。《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发表就明显针对西方海权的扩张和中国海权的积弱，要以郑和创造的海上辉煌，激励当代中国人重振国家海权。他在文章开端就写道：“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自是新旧两陆、东西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郑和下西洋是“国史之光”。（23）他在当时另一篇文章中直接表明自己著文的目的，“吾草此传已，吾于时代精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种感情萦于吾脑，一曰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之关系也。……二曰殖民事业与政府奖励之关系也。……三曰政治能力与国际竞争之关系也。” （24）可见，梁启超目睹太平洋时代的来临，在马汉海权论盛行之际，藉宣扬和介绍郑和时代中国海权的发达，来呼吁国人重振海权。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论述海权问题，但极力宣传和鼓励振兴国家海权，开拓海外，看到海权的竞争直接关系民族和国家强盛。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着号召国人追随世界发展潮流的思想。

　　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开郑和研究领域中西比较研究之先河

　　郑和研究领域的中西比较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热烈的局面，而开启者首推20世纪初的梁启超。自林则徐、魏源睁眼看世界以来，中西比较成为近代中国人探索中国问题的一种先进的思想方法，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位继大承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他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一个代表作。他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事件，不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其世界意义。

　　该文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架构，开篇和结尾贯穿始终，并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以及历史地位进行论述，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见解。首先，梁启超肯定西方航海家亨利、哥伦布、达迦玛、麦哲伦航海的世界意义，指出他们的航海活动沟通了世界联系，从此使“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后继者“有无量数”前仆后继，发展他们的事业；（25）同时，认为郑和“与彼并时而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他的航海比哥伦布等人都要早数十年，但“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26）梁启超从世界历史进程评价东西方航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从国民性特征指出“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27）今天看来，梁启超对东西方航海的评价是客观的，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昙花一现的深刻原因，但并没有进一步深论。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认为除了“旧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之外，他又“征诸史文”进行研究，指出郑和下西洋“目的在通欧西”。（28）他认为，马可波罗对中国文明的描述，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新航路的发现。而当时西方和中国“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 （29）梁启超认为，郑和下西洋带有沟通欧洲的目的。这是他通过中西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在以往的郑和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由于蒙元等势力占据西北、中亚地区，隔断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影响了明朝与欧洲的联系，因此，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从海上打通东西方的交通。笔者分析认为，这个观点与梁氏的观点有一些相同之处，肯定陆上丝绸之路在当时世界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前者更多是立足于从明朝的角度阐述其原由，而后者是着眼于从世界范围分析东西方交往的互动性，认为“今东西通道之键钥，实胎孕于是，” （30）郑和下西洋是双向互动过程中的创举，具有鲜明的承继性和阶段性特点。

　　第三，梁启超在中西比较中，就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方航海的性质，是由于“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中国郑和下西洋“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所以，郑和的成就在于“踌躇满志”的明成祖追求目的，不可能永久持续和不断扩大，“其性质则然也”。（31）可见，梁启超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形态分析东西方的航海不同性质，这一点具有创新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以深邃的历史视野，把世界与民族、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辉煌而典型的历史事件之中，发掘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魅力，服务其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奏响了时代的强音。当然，他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他的文章也夹杂着历史存留的封建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把东南亚地区视为中国的“尾闾”，“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32）因此有学者对此指出，该文是“一篇用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改造历史人物的文章”。（33）从内容上分析，确实包含了这种思想意识。但从梁启超著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国人奋发向上的国民意识，重视海权观念，振兴中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一篇富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好文章。

　　注释：

　　（1）《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1901年11月筹办，1902年2月8日正式出版，半月刊。刊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其宗旨是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和国家思想教育，以便维新国民思想，进行维新国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第３年（1904年）第２１号。

　　（2）罗宗真《中国远航世界的创举——20世纪郑和研究之回顾》，《郑和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5页。

　　（3）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４页。

　　（4）时平《近百年的郑和研究》，《回族研究》２００3年第一期，第65页。

　　（5）《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6）黄公度给梁启超信函（1904年7月4日）。转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7）仲跻荣《我国近代郑和研究的开拓性著作——读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1987年12月总第五期，第55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11）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第2页、第12页。

　　（12）参见崔志海《评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页。

　　（13）《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第3、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