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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再认识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5日 11:04 | 来源: 少儿台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1)迄今整整100年了。在百年的郑和研究中,学术界公认此文的发表“揭开了近世用科学方法研究郑和的序幕。” (2)这一评价,主要着眼于梁氏郑和研究的历史意义,肯定它在近代郑和研究的开端地位,(3)并认为他在运用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坚持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推动了郑和研究的发展。(4)这些评价是值得肯定的。最近笔者抽暇再读这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认为对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以及评价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从其对郑和研究领域纵向影响的研究和评价,一是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横向的分析和评价,它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和以后所体现出的历史功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于两者研究角度和范畴不同,自然导致研究的着眼点和评价结果的差异。因此,把两种不同角度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以更完整地、更深刻地揭示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本质和意义。本文现就后者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列强之间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加剧,中国成为争夺的主要目标。《辛丑条约》后,列强取得了对清朝政府的控制和主宰地位,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国势日益艰难。1902年,清政府被迫开始了所谓“新政”,试图通过一些改革的举措,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兴政治力量开始走向历史舞台,迅速成长,竞相较量。梁启超就是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最具影响的一位领军人物。

  梁启超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使他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社会的革新。从1904年梁启超思想、活动和著述综合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错综纷杂的社会矛盾,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动荡多变的政局风云,使32岁的梁启超思想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尤其是在政治变革的方式上,受到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与现代的、民主共和的与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相互交织渗透,思想上也时常矛盾。正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坦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然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5)当时,黄遵宪给梁启超的书信就指出他“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6)但此时梁启超的思想,正逐渐由交织模糊向清晰方向过渡,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日益鲜明。

  考察1904年梁启超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体制、革命问题、法制问题、民族民主、东西方文化、经济问题、道德伦理等多方面,其中以宣扬国民意识的政论性内容最为突出。并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民族竞争进化等角度鼓吹和宣传这一思想,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国的武士道》、《中国民族外竞史》(后改名《中国通史》,最后定名《国史稿》)等大量著作,《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便是其中之一。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也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高度物质文明的另一面,即精神方面的颓废。因此,他认为古代东方的文明乃是极其重要的,从而加以鼓吹。他写张骞、写班超、写郑和等都是有目的而发的。” (7)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适应时代发展而孕育的产物。

  可惜的是,当时以及后人均未重视该文,没能深究梁氏当时为何写该文,而且还撰写了张骞、班超、赵武灵王、梁道明、郑昭、叶来等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中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这些,仅仅是梁启超研究历史人物的随笔,还是另有深意?在西方列强加紧入侵中国的趋势下,梁启超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事件。他在《致蒋观云(智由)先生书》中写道:“《史学杂志》内言中国民族与世界交通之论文最多,先生曾浏览否?盍搜之寄涣卿,为将来第二编以下之资料耶。” (8)他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附《李牧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继之发表的著述之一。在他给蒋观云另一书信中,表明他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意图,“每篇杂以评论,以导入新理想,此内容之大较也。” (9)分析这些著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均是中国历史上与外交往的重要而灿烂的历史事件和代表人物,尤其是《张博望班定远合传》与《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研究的方法和撰写的风格,以及表述如出一辙。它们都以中西对比开篇,然后是人物介绍,再进行历史考证和评价,论述气势恢弘,满怀激情,皆喻为“国史之光”。从梁启超当时研究的内容和发表的著述,不难看出,它们都是“中国民族外竞史”研究范畴所要涉及的,“见我先民种种武德,其所以能造名誉之历史于古代者,实非天幸,故类求之,先成是编……。” (10)所以,笔者认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梁启超研究《民族外竞史》过程中形成的一项成果,它紧密结合自己的政治理想,赋予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等一系列历史人物鲜明的时代精神。因此,《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特定时代需要而孕育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当时的政治思想的曲折反映。

  二、《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了梁启超当时的政治理念

  梁启超当时著《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主要目的是以宣扬郑和下西洋的伟大业绩抒发爱国思想,进而向国人宣传其政治主张。从文中内容看,主要体现了梁氏当时的三种政治理念:

  (一)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激发国民意识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新兴政治力量掀起了维新国民的思潮,他们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宣传和鼓噪民主主义思想,塑造新的国民意识,培育变革的力量,试图推动中国社会革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之道,首在培养国民的“公德”,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1)根据学者的专门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他对“国家主义思想”日益关注。他积极提倡进取冒险精神、尚武精神和竞争思想的新国民意识。(12)正是在这种形势要求下,他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赞扬 “有史以来,最光焰之时代”的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国民气象之伟大”。(13)目的是通过宣扬郑和下西洋创举,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体国民奋发向上,拯救国家。美国学者约瑟夫 阿 勒文森认为该文体现了梁氏“自豪和勉励”的用意。(14)黄慧珍、薛君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中认为:梁启超“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 (15)可见,梁启超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就是唤醒20世纪初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号召国民以郑和为榜样,继承和学习他不畏艰险,勇敢开拓的精神,承担拯救积弱国家的责任,创造奇迹,立足于世界。他的这种思想,恰恰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国民思潮”兴起的时代特征。

  (二)宣扬开明专制式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

  《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渗透了梁启超当时极力倡导和鼓吹的君主立宪思想。在他的潜意识中明王朝能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清王朝为什么不能重振昔日雄风?中国当时只有实现君主立宪,进行改革,向西方学习,就能强国富民,创造新的伟大业绩。有学者研究认为,1903年“梁启超从前一时期拥护自由主义的立场退却下来,强调权威主义和国家主权,强调有机统一和秩序,甚至一度与‘开明专制’调情。” (16)1904年,清政府在行“新政”形势下提出“君主立宪”主张,当时中国两支主要政治力量围绕着是通过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保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来改造国家,在舆论界展开了激烈论战。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国家主义思想角度积极鼓吹中国和平改革,实行开明专制,即君主立宪。他在《论政治能力》一文中不仅论述了立宪党和革命党的关系,而且表明了态度,并发表了《呜呼俄国之立宪问题》、《俄国立宪之动机》、《续记俄国立宪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论证君主立宪在中国的可行性必然性,反对孙中山革命的主张,认为中国当时还不适宜民主共和制。为此,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乃思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分析明初中国能够建造大型宝船62艘,“尊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17)试图从郑和下西洋创造历史辉煌来证明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正确性。1904年2月他在《新大陆游记》中明白写道:“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大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受自由。”(18)他在1906年发表的《开明专制论》开篇注文中清楚表白:“(一)本篇因陈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之语,故畅发其理由,抑亦鄙人近年所怀抱之意见也。……(二)本篇虽主张开明专制,然与立宪主义不相矛盾,读至终篇自可见其用意之所在。” (19)由此可见,梁启超把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业绩,作为中国君主实行开明专制创造的结果,以此服务于他当时宣传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

  (三)疾呼要振兴国家海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逢马汉的海权论风靡全球,世界列强纷纷竞相效法,大力扩张海权,这对学习和仿效西方的中国知识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密切关注世界变化的梁启超也不例外。宣传和振兴中国海权成为留日知识界20世纪初年的一个重要政治命题,《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和需要。因为甲午战争的教训深痛,暴露了中国海权的许多问题,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八国联军的侵华,《辛丑条约》的签定,都证明了中国海权的衰弱和落后,让国人刻骨铭心,认识到“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太(大)西洋,继而太平洋。” (20)尖锐地指出:“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疾呼“太平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 (21)身处时代前沿的梁启超指出:“以今日美国海权思想之发达,其所用者又岂专在两洋也。” (22)意识到西方海权向世界扩张的性质和趋势。《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发表就明显针对西方海权的扩张和中国海权的积弱,要以郑和创造的海上辉煌,激励当代中国人重振国家海权。他在文章开端就写道:“西纪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欧沿岸诸民族,各以航海业相竞。……自是新旧两陆、东西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备哉灿烂。……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郑和下西洋是“国史之光”。(23)他在当时另一篇文章中直接表明自己著文的目的,“吾草此传已,吾于时代精神一感情之外,更有三种感情萦于吾脑,一曰海事思想与国民元气之关系也。……二曰殖民事业与政府奖励之关系也。……三曰政治能力与国际竞争之关系也。” (24)可见,梁启超目睹太平洋时代的来临,在马汉海权论盛行之际,藉宣扬和介绍郑和时代中国海权的发达,来呼吁国人重振海权。虽然文中没有直接论述海权问题,但极力宣传和鼓励振兴国家海权,开拓海外,看到海权的竞争直接关系民族和国家强盛。所以,《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蕴涵着号召国人追随世界发展潮流的思想。

  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开郑和研究领域中西比较研究之先河

  郑和研究领域的中西比较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热烈的局面,而开启者首推20世纪初的梁启超。自林则徐、魏源睁眼看世界以来,中西比较成为近代中国人探索中国问题的一种先进的思想方法,梁启超就是其中一位继大承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他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一个代表作。他从这一角度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事件,不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赋予其世界意义。

  该文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架构,开篇和结尾贯穿始终,并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以及历史地位进行论述,提出了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见解。首先,梁启超肯定西方航海家亨利、哥伦布、达 迦玛、麦哲伦航海的世界意义,指出他们的航海活动沟通了世界联系,从此使“新旧两陆、东西两洋,交通大开,全球比邻,”“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后继者“有无量数”前仆后继,发展他们的事业;(25)同时,认为郑和“与彼并时而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他的航海比哥伦布等人都要早数十年,但“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 (26)梁启超从世界历史进程评价东西方航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从国民性特征指出“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27)今天看来,梁启超对东西方航海的评价是客观的,揭示了郑和下西洋昙花一现的深刻原因,但并没有进一步深论。

  其次,梁启超分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认为除了“旧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之外,他又“征诸史文”进行研究,指出郑和下西洋“目的在通欧西”。(28)他认为,马可 波罗对中国文明的描述,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新航路的发现。而当时西方和中国“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 (29)梁启超认为,郑和下西洋带有沟通欧洲的目的。这是他通过中西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在以往的郑和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由于蒙元等势力占据西北、中亚地区,隔断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影响了明朝与欧洲的联系,因此,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从海上打通东西方的交通。笔者分析认为,这个观点与梁氏的观点有一些相同之处,肯定陆上丝绸之路在当时世界不可缺少的作用,但前者更多是立足于从明朝的角度阐述其原由,而后者是着眼于从世界范围分析东西方交往的互动性,认为“今东西通道之键钥,实胎孕于是,” (30)郑和下西洋是双向互动过程中的创举,具有鲜明的承继性和阶段性特点。

  第三,梁启超在中西比较中,就郑和下西洋的性质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方航海的性质,是由于“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中国郑和下西洋“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所以,郑和的成就在于“踌躇满志”的明成祖追求目的,不可能永久持续和不断扩大,“其性质则然也”。(31)可见,梁启超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形态分析东西方的航海不同性质,这一点具有创新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以深邃的历史视野,把世界与民族、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辉煌而典型的历史事件之中,发掘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魅力,服务其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奏响了时代的强音。当然,他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他的文章也夹杂着历史存留的封建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把东南亚地区视为中国的“尾闾”,“以历史论,实天然我族之殖民地也”。(32)因此有学者对此指出,该文是“一篇用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改造历史人物的文章”。(33)从内容上分析,确实包含了这种思想意识。但从梁启超著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激励国人奋发向上的国民意识,重视海权观念,振兴中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一篇富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好文章。

  注释:

  (1)《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1901年11月筹办,1902年2月8日正式出版,半月刊。刊名“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其宗旨是对国民进行德育、智育和国家思想教育,以便维新国民思想,进行维新国家。《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第3年(1904年)第21号。

  (2)罗宗真《中国远航世界的创举——20世纪郑和研究之回顾》,《郑和研究》2001年第一期,第5页。

  (3)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时平《近百年的郑和研究》,《回族研究》2003年第一期,第65页。

  (5)《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4页。

  (6)黄公度给梁启超信函(1904年7月4日)。转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7)仲跻荣《我国近代郑和研究的开拓性著作——读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1987年12月总第五期,第55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7页。

  (11)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四》第1、第2页、第12页。

  (12)参见崔志海《评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4页。

  (13)《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第3、第4页。

  (14)约瑟夫 阿 勒文森,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15)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6)参见崔志海《评三部梁启超思想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页。

  (17)《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3、第4页。

  (18)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5页。

  (19)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0页。“可见其用意之所在”,在《新民丛报》发表时作“可见其用意之所存”。

  (20)李毓麟《列强海军今势论》,《海军》第四期,第1页。

  (21)《新民丛报》1903年2月26日,第26号。

  (22)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八》第5页。

  (23)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12页。

  (24)梁启超《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八》第5页。

  (25)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第11页。

  (26)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第11页。

  (27)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1页。

  (28)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3页。

  (29)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3页。

  (3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3页。

  (31)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12页。

  (3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37年版,《饮冰室专集之九》第2页、《饮冰室专集之八》第5页。

  (33)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

责编: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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