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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发布时间:2011年01月25日 10:57 | 来源: 少儿台

  十五世纪初,明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西出太平洋,横跨印度洋,先后到达东南亚、南亚、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沟通了中西交通的航道,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更重要的是,郑和作为明王朝的使臣,在七下西洋的征途中,踏实执行了明太祖亲自制定的、明成祖进一步发展了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一、明太祖朱元璋奠定了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基础

  元末明初,豪杰纷争,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比较了解民间疾苦。他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洪流中拔地而起,振臂高呼,建立了朱明王朝。称帝以后,面对着经济凋敝,民心浮动的社会现实,朱元璋及时地提出了“修养安息”的基本国策。洪武元年(1368年),他就明确指出:“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明朝初期,正是由于贯彻了这一基本国策,才出现“洪、水、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的兴旺景象。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朱元璋深刻认识到,要实现“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必须以安定的边疆局势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保障,因此,建国伊始,他就制定了一系列以睦邻友好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一)反对扩张主义,实行和平外交

  明朝作为亚洲的封建大国,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归根结底是由它的国家实务和封建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和指导思想来决定的。

  明朝在建国之初,由于战争的破坏,一度经济萧条,人民贫困。但是经过洪武一朝30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大大增强,军事力量也得以加强。尤其是明朝的海军,实务强大,威名远扬。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在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之后,明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否想以武力来征服周边国家,称王称霸呢?回答是否定的。早在称帝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深刻总结了隋炀帝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的历史教训。明确提出:“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辙自兴兵。”

  洪武五年(1372年)靖海侯吴祯统一辽东,回京奏报。胜利以后,君臣之间有一段对话更可看出朱元璋在对外关系中的意愿和指导思想:“吴祯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夫复何忧?上曰:自古人君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何不惧乎!”

  这里,朱元璋通过对元代统治者荒淫无耻的批判,表明他重在“修德”,而并不追求“地广”,充分显示了他反对扩张主义,实行和平外交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方针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尽可能运用和平外交手段来解决种种纷繁复杂的矛盾。例如在处理明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中,对以倭寇犯边的日本,越界夺地的安南,意欲拥众冠辽沈的高丽,并不派兵征讨,而只是遣书责备,虚言恫吓,至多不过却其朝贡,以示惩罚。对于弒主篡立的异邦,如安南、占城等,同样也是赐书责备,却贡不受,并未派出军队进入邻国。而对于愿意“纳贡称臣”的异邦,即便是象帖木儿那样的野心勃勃的蒙古贵族,也遣使通好,多加赏赐。因此,帖木儿王国与明王朝的关系一度为十分友好。

  由此可见,朱元璋反对扩张主义,不用兵境外,推行和平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也是贯彻始终的。

  (二)遣使通好,坚持厚往薄来

  遣使通好,厚往薄来是明王朝采用的重要外交手段和原则。朱元璋称帝以后,立即向周边国家派出使者,通报改朝换代的信息,如洪武元年(1368)派汉阳府知府易济领诏安南,又遣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洪武二年(1369年)派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以后每年都有几起使臣出使邻国,同时外国使团也不断来中国朝贡,出现了“洪武初,海外诸蕃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的兴旺景象。

  在中外关系上,从表面上看,明王朝与周边各国是一种宗藩关系。即周边国家要向明王朝“称藩纳贡”,受中国册封,并由中国进行封赏。但在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主要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富裕和封建大国的泱泱风度,并不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实质内容。

  朱元璋在与周边国家外交往来中亲自制定并贯彻了“厚往薄来”的原则。所谓厚往,就是受贡国要给予朝贡国丰厚的赏赐。他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因此,他对前来朝贡的外国,不仅回赐国王,还赏赐使者和从人,甚至主动遣使携厚礼,往外国进行赐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的怀柔方针。

  但是,“厚往薄来”,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交往。它意味着朝贡国获利丰厚而受贡国要承受损失。朱元璋虽然也很明白这些来贡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但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威仪,获得“万邦来朝”的虚誉,仍然坚持厚赐重赍的方针。后来虽然因为得不偿失,亏损太大,曾作珲一定的限制,如规定高丽、安南等国不可朝贡太勤,“令遵三年一贡”之礼,“奉贡之物,不必过厚”等,但厚往薄来的原则未有根本的变动。

  (三)颁布“祖训”,要求子孙后代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对于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方针,朱元璋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特地撰写“祖训”,正式颁布,要求后世子孙严格遵守,坚决贯彻。他在洪武二年(1369年)所颁的《皇明祖训-箴戒章》中,就其外交原则作了如下阐述:“四方诸夷,皆阴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起民不足以使令。若其字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民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帮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同时还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在洪武四年,(1371年)再次重申上述原则。由此可见朱元璋对这一外交政策的坚持与执着,这对保持明初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边疆性、促进中国与亚非名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成祖朱棣继往开来,实行开放,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靖难之役”,兵戎相见,经过三年激烈的争斗,明成祖朱棣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为了巩固统治,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他一方面采用铁的手腕镇压始终奉建文为统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处处“格守祖训”,事实按照祖宗章法办事,以赢得统治阶级内部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同时采取种种“宽仁”政策,以求尽快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稳定民心。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决定了明成祖在内政外交上必然继承太祖遗训,对内继续推行“休养安息”的基本国策。对外积极施行“定德化、怀远人”的和平外交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明成祖朱棣秉承祖训,继承朱元璋所制定的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首先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他同样反对武力扩张,主张休养生息。他送故迎新指出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肆扩张所造成的严重患害,明确表示:“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可见在内政外交指导思想上,父子两代是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实践中,明成祖即位之初(1402年)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遣使以即位诏谕朝鲜”,同年9月又“遣使以即位诏谕安南、暹逻、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据史料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至少有十批使者分赴各国;永乐二年至三年间(1404-1405)又有六批使者被派到安南、占城、婆罗、爪哇、朝鲜等十多国,而且赏赐的规格也远较明太祖时期为高。如此频繁的出使,目的只有一个:赍敕往谕,宣传明成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通过往赐诸王,以示怀柔。同时招徕进贡,发展与诸蕃的友好关系。与明太祖时期有所不同的是,变洪武后期被动等待诸国来明朝贡为主动遣使上门怀柔,因此和平外交的效果更为显著,凡使臣所至之国,基本上都与明朝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

  总之,由于明成祖积极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活动,使数十个国家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据统计,从永乐元年二月至永乐二十一年,先后派出的使节有姓名可考者即有杨渤、郑和、王景弘、陈诚等50余名。而在明初的港武、永乐、洪熙、宣德、正德五朝中,总计出使184次,永乐一朝即有61次,占总数38.77%;各国来朝次数总计694次,永乐一朝为318次,占总数45.82%;可见永乐一朝外交活动的规模之大、人数之众、次数之多,这不仅在明代,而且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二)明成祖朱棣对明太祖外交政策的开拓发展

  1、放宽海禁,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

  明太祖后期曾厉行海禁,严禁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结果使沿海人民断绝了衣食来源,不得不铤而走险,“连结作乱”,后患无穷。

  明成祖即位之初,曾两次发布“遵洪武事例禁治”的诏令,其中包括海禁在内。但自永乐三年(1405年)以后,即逐步放宽。不断发布有利于发展中外交往的上谕,对海外朝贡国家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他曾在上谕中宣称:“太祖高皇帝时,诸蕃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上是重申朱元璋“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却对外国贡使携土物贸易网开一面。朱元璋曾取消专门人事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并屡次却贡。而明成祖则在永乐三年(1405年)恢复了被朱元璋罢去的浙、闽、粤三地的市舶司。又如日本贡使违反明王朝禁令,私运兵器到宁波出售,朱棣却以贡使远来,带货以助路费为由,免予惩治。

  此外如外国使团以私物与百姓互市,也能得到免税优惠,由此吸引一些外国商人纷纷随贡使来华贸易,甚至有一些私商冒充贡使,借朝贡之名牟利。

  正是由于明成祖放宽海禁,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因此终永乐一朝西洋共有30余国与明建立了友好的朝贡关系。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七年(1419年)两次出现古里等17国、19国齐来朝贡的壮观场面,其中一镒朝贡人数最多达到1200人,形成了“诸蕃使臣充斥于廷”的空前盛况。

  2、精心部署,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中外关系史上的空前伟业。这一壮举所以能在永乐年间出现,并前后绵延近30年之久,是与明成祖朱棣实行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精心部署,认真组织、直接指挥郑和下西洋活动分不开的。

  郑和下西洋前后共有七次,其中六次都在永乐年间。只要翻一翻《明成祖实录》,就可以看到从下西洋的动议、决策、主使人选的确定、远航舰船的制造直到下西洋人员和太监们的日常生活费用的支出,明成祖无不亲自过问,作出批示。而郑和使团每一次下西洋的具体任务的确定以及重大事件的处理无不由明成祖亲自宸断决策。

  如永乐四年(1406)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国,生擒海贼陈祖义等三人,械至京师,明成祖亲自下令:“命悉斩之。”又如爪哇西王侵略成性,狂妄自大,对四邻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擅杀郑和使团官兵170余人。在郑和多次义正词严的谴责下,不得不表示畏服,愿以黄金六万两谢罪。但后来仅付黄金一万两,尚有五万两无力支付。明成祖对这一事件处理十分高明。他既对爪哇西王的恶劣行径予以严厉申斥,同时又从实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其无力支付部分,予以宽免。

  他在上谕中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岂利其金耶?今既能知讨,所贡金,悉免之。仍遣使赍敕谕意,并赐之钞币,这样处理,既体现了维护国家尊严的原则性,又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给予宽大豁免的灵活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根本上改善了明王朝与爪哇的关系,爪哇西王由此感恩戴德,心悦诚服,从此,年年朝贡不断。

  三、三保太监郑和踏实执行明王朝的外交政策,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明朝政府与亚非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盛事,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明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开放的符合客观情况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也因为选择了郑和这样一位忠于职守、有胆有识、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外交家。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但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显示中国富强,提高明王朝的威信;二是扫除东西方海上交通障碍,重建东南亚和南亚和平安定的局面。作为明王朝的外交使臣,郑和对于明朝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自己所负的外交重任是十分清楚的,而且终其一生为完成睦邻友好的外交使命而奋斗。分析郑和的外交活动,具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宣德化、柔远人,开诏颁赏,遍谕诸国,宣传明王朝强盛,争取各国来朝团每到一地即宣读大明皇帝的上谕,并通过贸易与赏赐给所在国君以实惠,与所在国确立友好的宗蕃关系,并争取他们到中国来朝贡。由于郑和等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外交效果十分显著,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归来,几乎都有外国使团随和朝见。

  如第二次下西洋有古里、满刺加诸国使者随和朝见,第三次下西洋归来,有暹罗、占城等国皆因“郑和使其国”而贡象及方物谢恩……短短数年间,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使节到明朝朝贡。苏禄、渤泥、满刺加等国元首还携家带口亲来中国访问,至今尚有其后裔留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正是由于郑和及其使团坚决贯彻了明朝政府制定的“宣德化、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方针,打通了中国与西洋诸国的海上通道,从而出现了“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四夷君长执荩献琛顶踵相望”的局面。从而实现了明成祖所追求的“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罔不来庭”的盛况,大大提高了明王朝及明成祖本人在亚非各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充分张扬了明王朝的国威。

  (二)析矛盾、解纠纷,保进西洋诸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东南亚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明初,东南亚各国矛盾重重,争斗不息。大欺小、强凌弱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安南屡犯占城、爪哇入侵三佛齐;暹罗强近满剌加年输金40万两等。此外,苏禄与渤泥之间,老挝与真腊之间也不时发生战争。南亚的锡兰国更自恃“强大”,经常制造事端,谋求向外扩张。各国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因此,引起明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协助解决这些国家的矛盾与争端,也就成为郑和使团的一项外交使命。

  郑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和平的外交翰旋的方法,在矛盾双方之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析争斗的利弊、得失,并以明“天朝上国”的威望,劝导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睦邻友好的关系。对那些一贯以强凌弱的“大国”,必要时也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以罅他们的狂妄行为。

  如爪哇屡次侵犯三佛齐,三佛齐向明朝政府寻求保护。郑和知悉后,屡次与爪哇东、西王交涉,劝谕他们应与三佛齐和平共处。后来,狂妄的爪哇西王吞并了东王的土地,并杀害了正在进行和平贸易的郑和使团170余名成员,郑和对此十分气愤,曾兵临城下,严词责,迫使爪哇西王不得不“遣使谢罪”。但郑和船队刚走,西王又擅自毁约,引起四邻的恐慌。

  于是,郑和又奉成祖之命,在再次下西洋时对爪哇西王予以严重警告,迫使其不得不畏服,并于永乐六年(1408年)“遣使亚烈加恩等献黄金万两谢罪”。象爪哇西王这样侵略成性、反复无常的蕃国之君,在郑和既施之以威,又晓之以理,恩威并施的情况下终于幡然悔悟,不仅逐步改善了与其邻国的关系,而且密切了明朝的关系,此后年年朝贡,从不间断。此外如由于郑和的多次调解,促使暹罗放弃了对满剌加的侵略,并使两国和睦相处长达百年之久。

  (三)兴贸易、弘宗教,积极开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不仅是送往迎来的礼宾活动,也不只是唇枪舌剑的政治谈判,它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活动。其中,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于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与亚非各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其中,以“厚往薄来”为原则的朝贡贸易是建立与亚非各国友好宗蕃关系、招徕朝贡的基本方式;此外还开展“互市”。据《皇明四夷考》(阿丹国)记载:“永乐九年,诏中使郑和赐命互市”。

  所谓互市就是到被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做买卖,卖出外国需要的货物,买进中国需要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不仅与各国的官方进行,而且深入到民间私人,这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每次下西洋,郑和船队携带大批瓷器、丝绸、金银、漆器、麝香、樟脑、干果鲜品等货物送货上门,深受海外各国官民的欢迎。“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绘。……而江西瓷器,福建糖果、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因此往往郑和宝船一到,倾国轰动。

  据巩珍《西洋番国志》记载:”所赍恩颁谕赐之物至,则蕃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这种互市贸易受到了西洋各国的普遍欢迎。而当郑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了西洋各地的土特产、手工艺品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宝石以及各种珍禽异兽如大象、狮子、鸵鸟等。

  这些贸易来的大宗货物,有的经过变卖,可供国家各项经费开支,如充作军饷、官俸等,因此,郑和船队所开展的国际贸易不仅满足了各国人民对中国货物的需要,而且它所创造的财富对国用的充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它所带回的“夷中百货”也有利于满足中国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具有互利互惠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多信奉宗教,其中尤以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者为多。有人曾就郑和出使的22个国家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考证,得出结论为:一、专奉或兼奉佛教的共10个国家,其中暹罗、真腊、锡兰山等国佛教徒占国内居民总数的90%以上。二、专门崇奉伊斯兰教的,有满剌加、苏门答腊、祖法儿、阿丹、忽鲁谟斯、天方等12个国家,再加上兼有奉回教的爪哇、旧港和古里等3个国家,共有15个国家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宗教在这些国家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往往是举国上下的共同信仰和维系感情的纽带。郑和出身于回族世家,自幼信奉伊斯兰教;后来又皈依佛教,成为佛门弟子。他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的双重身份,对他出使任务的完成是十分有利的。他可以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与有关国家的官员、人民接触,与他们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感情,这对密切明王朝与有关国家的关系,加强合作,敦睦邦交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化顽梗,除凶顽,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和平外交的坚强后盾

  任何外交活动决不是孤立的活动,外交斗争的胜利往往要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郑和下西洋旨在建立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尽可能运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各种争端。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候,事情并不按照郑和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下西洋过程中,有的蕃王自持“强大”,袭击郑和船队;有的海贼拒不降服,反而“潜谋劫官兵”。在凶残的敌人面前,郑和虽不轻易用兵,但也决不示弱,他凭借郑和船队的强大实力,往往突出奇兵,最终取得胜利。并由此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武装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支持了外交谈判,促进明王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睦邻友好关系的确立。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诉诸武力的外交事件主要有三次,一是永乐三年(1405年)首次下西洋生擒海贼陈祖义,二是永乐七年(1409年)第三次出使西洋,俘虏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三是永乐十一年(1413年)第四次下西洋平息苏门答腊内乱,生擒叛乱分子苏干刺。这三次战役有如下共同特点:

  一、先礼后兵,后发制人。对待这些凶残的国王、贼、郑和起初都以和平方式“遣人招谕之”,只有在再三规劝无效,对方仍顽梗不化的情况下,郑和才被迫“整兵提备”、“出兵与战”,遵循自卫自主的原则,予以反击。

  二、奇兵突出,战果辉煌

  郑和在指挥战斗时,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往往出敌不意,奇兵突出。如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屡次抢劫往来使者,甚至发兵五万谋劫郑和。郑和在忍无中忍的情况下,出奇计率兵二千从小道乘虚攻占其都城,终于生擒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取得辉煌的胜利。

  三、不攻城略地,也不派兵驻守

  郑和军队在获取胜利后,并不占领有关国家的寸土尺地,更不派兵驻守,仍然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与各国的争端。或另立贤者为国君,如锡兰;或诛杀叛乱分子以求稳定局势,如苏门答腊。因此,当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在风急浪高的印度洋上游弋时,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它不愧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和平之师!

  正因为有郑和这样的和平使者和他统领的强大军队,才能“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德,贡使载道。”总之,郑和下西洋踏实地执行了明王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谱写了中国与亚非各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郑和的光辉业绩光照千秋、永放光芒!(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周茹燕)

责编: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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