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码头”的历史选择

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满载明王朝帝国的金银珠宝，丝绸装饰品名贵工艺品，浩浩荡荡地驶向波谲云诡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七下西洋“礼仪安邦”的政治远航。它把明王朝统治的强盛，推向了巅峰，也使江南“天下第一码头”的繁盛，又一次地炫示到了极致。

但是，仅仅几十年后，郑和的庞大船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的起碇港，曾经是帆樯林林，贸盈市集，被称作“通都大邑”的盛况，也随之销声匿迹、荡然无存了。数百年后，直至二十世纪末，它再也没有崛起过，只留下了黄卷青史，遗物遗址，以及人们传说中的几缕记忆。历史似乎总是走着它那由盛大及衰、虽败犹荣的轮回。

远在隋唐时期，江南古娄一个静谧的小村落，倚枕长江，濒临东海，人口不满上百，一派尚未开化的田耕渔猎景象。历史却偏偏选择了这个小村落，注定了它在日后成为通都大邑而盛大极一时的命运。唐王朝后期，地方势力纷纷崛起，当时的南北运河年久失修，续通续断，中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严惩阻塞。为争夺路驿水运权，实行地方垄断，刺激了江南港口群的肇兴。古娄的那个小村落，如同江南的其他港口，在地方势力的羽翼下正在悄悄地崛起。

到北宋后期，在对辽战争和反击金军南侵中，江南的港口并没有遭受重大创伤，反而日益巩固了江南经济中的雄踞地位。南宋政权被迫迁都江南以后，为了稳固风雨飘摇的政权基座，实行了偏安东南的政策。但是，南宋朝廷及其统治集团，为了补偿战争的劫后余生，远比北宋时期更加疯狂地对江南进行掠夺。

大量的岁入赋税和商贸货物，通过纵横东南的水运港口源源不断地运至南宋大都临安。政治中心的转移及其对港口的倚重，吸引了经济力量新的集聚。此时的古娄小村落，早已揭去了昔日的神秘面纱，逐渐显露出商埠码头雏型的真相来。

在历史上，政权的变迁似乎难以与偶尔一得的江河改道相提并论。如果说，当时都城临安的外港—杭州湾上澉浦港的兴起，是南宋政治作为的象征，那么，江南另一个盛兴一时的青龙港，因淤塞改道日渐衰微，则完全是地理变帮的巧合结果。

上海青龙港的萎缩，并没有改变江南港口群蓬勃发展的趋向，代之而起的却是青龙港附近的上海浦。江南水系的嬗变，仿佛预示着港口群正在悄悄地进行着由散而聚、重新组合的自然选择，以及核心港的易位和重新崛起。于是，那条同处江南，水脉相承，水性相近的娄江上，古娄的商埠码头，正酝酿着它的未来，将接受历史对它命运作出的重新选择。

到了疆域广大的元朝，构筑发达的水陆交通，对于驰骋南北、挥戈东西而雄心勃勃的游牧民族的皇权统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元朝政府重修运河，新辟海运，统领全国驿站，不断扩大海外贸易，要去实现它南粮北运的经济统治。

隋炀帝当年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无法承担更大规模的运载任务。这需要寻找一条新的捷径。而此时的娄江，盛载着浩瀚的太湖水，直泻入海，已经发育成为体量丰满的江南漕运第一江。

当年古娄的商埠码头刘家港，也已成长为江南唯一的深水大港。漕粮北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刘家港的肩上。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刘家港。当历史的选择遵循着自然主义与完美主义相统一原则的时候，不管形式如何，都是一种何等公平的选择。

因为历史的前台，即使是短暂的一瞬间，也会让它们淋漓尽致地轮番演出。历史也绝不会让发育畸形的文明去充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刘家港作为漕粮北运的起碇港，表现了元王朝帝国意志。在这种皇权意志对自然进行抉择的时候，自然其实早就对这种选择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自然本不可选择。而刘家港无需去选择历史，历史已经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它，决定了它的命运。元王朝在短短几十年，在刘家港沿线，建筑了几十里长堤，大吨位的码头泊位，海运仓诸和海事机构，迅速地扩大了漕运规模。从长江中下游地区，乃至温、台等沿海地区，缴粮的船队万艘如云，气势恢弘，都集结在刘家港。

日本、琉球、高丽、安南、暹罗等国的蛮商夷贾，闽、泊、广等地的商人，辐凑云集，蔚为壮观。刘家港成了当地时江南蜚声中外的“六国码头”、“天下第一码头”。刘家港的崛起，奠定了太仓在江南的重要位置。

太仓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获得的巨大发展，哺育了刘家港进一步的发育成熟。以至于到了明朝初年，历史又一次向太仓投下了机缘，再一闪选择了刘家港。

明朝永乐元年，江南大水连绵不断，河港淤塞，洪水暴涨，灾难十分严重，特别是吴淞江入海处，沙泥充斥，芒苇丛生，绵延上百里。水无所归，必定积患成灾。明朝政府决定引导吴淞江水，进入刘家港北出，注入大海。

历时两年的浩大的“掣淞入浏”工程一旦完竣，出入所料的结果是，刘家港的水势徒然大增，“面势宏阔，泷涛奔壮”，竟然能承载起海船巨舶自由进出。这无疑为郑和数百艘宝船七下西洋，奠定了起碇港优越的自然条件，进而使太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播灿烂的华夏农业文明的起锚地。

港口是江海湖泊的驿站。港口经济是一个综合度极高的经济体系。港口的发展，必然带来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在元代，刘家港的海运漕粮，奠定了太仓“通都大邑”历史地位。

刘家港以广袤富庶的平江大地作为经济腹地，以政府海运漕粮作为主要的物流产业，由此带动了商贸经济的发展，凸现了传统农业经济向更高层次社会分工裂变的一切显著牲。

1286年，元政府在浏河镇设立了行泉府司，至1342年，又在太仓设立市舶提举司，从政府行政管辖的体制上，确立了太仓作为海运商贸大县城的地位。于是，全国各地的官吏、商贾、漕户、手工匠人以及外国商人纷纷聚集到太仓。

人口的迅速增长，刺激了集镇规模、商业街区的拓展。当时的太仓，已经形成东西南北纵横毗连的商贸城市雏形。到了明初，郑和下西洋打通了太平洋、印度洋的航道，来华的使节贡使络绎不绝。他们踏上中国大陆土地第一步的地方，就是享誉中外的刘家港。太仓成了沟通亚非各国重要的枢纽港，太仓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外交史增添了浓墨重彩。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无论远航还是返航，都集结于太仓。太仓为数万名船员，上十万民夫，提供了给养、驳运和装卸。大量的官商采办和民用消费，加深了社会分工，拓展了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交易市场的边界，促进了太仓纺纱织布和造船业的蓬勃兴起。纺纱织布成了太仓家家户户的第一副业，土布、夏布运销海内外，甚至连皇帝皇妃、宦官大臣们也要享用，一次竟“征取岁六千匹”。商业的发展，反哺了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更大发展。太仓的农业生产一跃进而居苏州府的首位，土地赋税“视名郡为雄”。太仓“财赋甲于天下”。

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太仓从江南一个滨海村落，发展为扬名天下的商埠码头、江海港口，从封建自然经济的茧缚中，蛹变为具有商贸经济结构的一头振翅雄蛾，大跨度地超越了历史的渐进阶段，无法不让后人赞叹、惊诧和留连忘返。这是历史选择了刘家港，选择了太仓的必然结果。

在自然经济的结构中，自然的呈赋是伟大而显性的，自然的资源是丰沛而充盈的，而社会性是生产要素却是单元化的，生产的组织方式是精陋性的。这是一种简单的因果线性关系。

它决定了人之于自然、社会之于历史的选择，不是多维的，而是单向的，仅仅表现为适应性和顺应性。因此，历史的选择，就是对自然的顺应，甚至是无条件地承受。它表现为顺应自然的历史。

无论是元朝政府还是明代政府，也无论是把刘家港作为漕粮海运港还是杨帆下海港，他们都顺应了自然所赐予，显示出历史选择的精彩一幕。刘家港在历史的选择面前，没有放弃被历史的选择，也没有去重新选择历史，它以自然的呈赋顺应了历史选择的自然。

刘家港是在自然呈赋与历史选择的机缘和交汇中，走向辉煌的。这种辉煌尤如一束普照的光，把太仓农耕经济的幽暗历史，引向了商贸流通经济的澄明历史阶段，在江南田园史诗中，引吭高歌一曲通都大邑的雄壮乐章。

然而，历史时而雄壮、时而悲壮。历史似乎总在赐予之后，便是索回。具有偶然意义的巧合是，当年向元朝献策创开刘家港海运漕粮的，是初招抚的海盗，而到了元末，给太仓带来最大劫难的竟也是海盗。大股海盗数次突袭刘家港，焚烧海船，烧杀抢劫，使太仓“第宅煨尽，乔木赭伐，为丘为墟”。

到了1356年，张士诚攻克太仓，自立为王，后与海盗几番争战，使太仓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为了争夺“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门户”的太仓，张士诚归附元朝后，在太仓建筑了“城高而紧、池深而广”的砖城，为保存古娄这座通都大邑的城廓，也为了百姓的修养生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此也把“百万楼船渡大洋”的刘家港之魂，禁闭在四四方方、暮气沉沉的高墙深院之中，也幽禁了刘家港漕粮海运那颇有气势的梦想。

张士诚既疏竣刘家港，开掘九曲河，又实行了极为严厉的禁海政策，终止海上的一切贸易。他在反叛元朝，自称吴王以后，拒绝了漕粮北运。从此，刘家港的江南漕运第一港的历史匆匆的结束了，刘家港首度衰落了。

沉默了近半个世纪的刘家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曾再度繁荣了起来。但是，当明王朝北迁，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便停止了昔日炫耀国威的政治远航，不再下西洋，却实行起海禁来。刘家港又安然无事地在港湾里躺了一个半世纪。

把它从梦寐中惊醒的，不是再度远航的祭祀紫烟缭绕，而是倭寇突袭掠杀的冲天火光。倭寇偷袭刘家港，在围城攻打太仓失败后，便逃回海上去了，但留下了废墟、瓦砾和太仓西门外被劫一空的谷仓。

到了明清海禁时期，滨海四省寸板片帆不准下海，地方日益封闭，导致沿海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刘家港从此沉寂无声，一蹶不振，尤如划破星窜的陨石，闪烁一瞬坠落了大海。

在经历了废止漕粮海运，停滞西洋远航，以及突如其来的战火和长期海禁的厄运之后，刘家港的海运功能几乎丧失，港口的基础设施几近摧毁，它的得天独厚的港口经济结构业已崩溃。刘家港淹没在废弃、荒芜之中。

港口的萎缩，带来了港口贸易的萧条。它抑制了商业和手工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进发展的萌芽，把大量生机勃勃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生产力，重新抛向了农耕田畴，在根本上扭转了太仓可能向封建大邑或沿海工商港口城市嬗变的历史方向，把太仓曾经辉煌的近代史，毫不留情地拖回到封建自然经济社会的徘徊踌躇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战火与海禁，通航滞航的顺境与逆境，使原本深厚的小农经济意识上又重重地扣上了依从依附、畏首畏尾、苛安苛且的社会心理枷锁，扼杀了刚刚送发出来的资本、市场、竞争思想的火花，在人与经济、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交互中，形成了僵化封闭和内循环的超稳定社会系统。

刘家港文明的黯淡与衰落，太仓社会大分工历史的倒退与徘徊，有着极其深刻的原因。也许，原因的构成又表现得十分简单。战火无疑是摧毁港口经济有形物的怪兽，也是消灭港口生产力的物质力量。但是，刘家港在经历元明的两次战火的洗礼之后，迅速重振起来，复又再度崛起，证明战火可以摧毁一种文明，但不可摧毁所有的文明，至少不可能摧毁人们向往发达、重建港口的坚强意志和百折不找的精神。战火没有彻底摧毁刘家港。而海禁自然是造成港口功能萎缩的直接原因。特别在明清时期，在海禁成为封建政府维护大一统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直接和强烈。然而，有禁必有废禁。从康熙到乾隆“盛世”的驰禁期间，江南的港口却百业俱兴，逐渐恢复了造船下洋，捕鱼贸易和行货海外，已是帆墙如林，蔚为奇观了。

特别是上海港的真正崛起，恰恰肇兴于这个时期。而此的刘家港却仍在酣睡之中！“天下第一码头”再也没有警醒过来。它从从容容地放弃了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没有去选择历史。它似乎总在等待着历史对它的再次选择。

当封建社会的皇权政治，再也无力挽回由它所垄断的商港走向衰弱的命运时，只能让位给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来掌握。资本的本性注定了它只向贸易自由、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的港口繁殖。资本自由流动的繁殖力所推动和创造的港口经济生产力，比封建皇权垄断的港口生产力不知要强多少倍。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更替时期，上海港极力拓展港口贸易，扩大港口基业，加速港口商贸资本的积累，为日后成为江南核心港的发展地位奠定了基础。而刘家港又一次放弃了对历史的选择，没有挣脱封建皇权垄断商港的重重枷锁，没有突破封建港口经济生产方式的重围，却激流勇退了。这注定了“天下第一码头”最后的历史结局。

二十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经过数百年的沧桑轮回，太仓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正在雄心勃勃地开发建设自己的太仓港。历史的轮回，只是一种形似，一种喻义或象征。要拂去刘家港“天下第一码头”的历史尘埃，唤回它的生命，惟有开发建设太仓港。

太仓有数百年的港口经济极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历史情结，有构建码头、建设港口丰富深厚的历史经验，也有远航通洋与外商富贾沟通交易的宽广胸襟，也有在危难时刻擎起刘家港数百年历史的坚贞、毅力和经受历史压抑时的沉重叹息。

这一切，都在历史新的开端上一起迸发了出来。以港兴市、以港强市这种伟大的历史精神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力量，在今天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更为真切重要。历史曾经选择了刘家港，但刘家港却没有选择历史，它衰落了下去。历史选择了太仓港，太仓港也选择了历史，它必将走向辉煌。

港兴则太仓兴，这既是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声，又是未来太仓发展历史规律的展示。既是已经注定的历史性选择，又是悍卫选择历史的主动精神和神圣意志。数百年的历史磨难和沉寂，已经统统远去。太仓的港口重新昂扬了起来，又重新俯视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东海黄海的波澜壮阔，还有太平洋、印度洋的滔滔浪潮。它穿行了数百年的历史空间，升华了它的灵魂，它纵横驰骋于现实空间，汲取了时代的精华，它要开拓新的征程。

它已谙熟市场经济的真谛，坚持自发开港建设，又坦然谦逊地接受社会资源聚合对它的重组与提升。它把抢抓历史机遇、战略机遇和一切机遇，作为自己选择历史的重要举措，而绝不重蹈错失历史机遇而付出昂贵代价的覆辙。

它将不断地荡涤粘附着的历史尘垢，要把盲目优越感、保守思想倾向和畏惧竞争心理，统统葬送到太平洋，它要以大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的精神和现代市场理念，迎接世界潮流对它的冲击挑战。

它跨过了农业社会经济基础的阶梯，要以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建港支撑，它要建设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大港。它绐终把视野聚焦在国际经济的风云变幻上，推动资本运作，扩大港口规模，不断提升自己在长江流域重要港口建设的地位，憧憬着辉煌的未来。

它接受历史的启示，形成集装箱运输为主业、仓储为依托，发展临江化工产业为基地，多元并举、结构合理的港口经济新格局。它遵循江南港口群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共享资源，错位竞争，形成以上海港为核心，与江南多角点港口相同构的新世纪港口经济大联合。它始终把以港强市的历史重托铭刻在心，不断地超越着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不断地学习如何总结历史，如何把握现实，如何迈向未来。

它要选择历史。这就是它的历史选择。(太仓/史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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